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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牵着庄子的裤脚混入文化圈|对话流沙河

李怀宇 译者秦传安 2019-08-16

听君一席话
A Conversation with the Wise

我牵着庄子的裤脚混入文化圈
对话流沙河

© 采写:李怀宇
© 受访:流沙河

  2006年11月11日下午,成都香柏树下音乐吧座无虚席,大家在听流沙河先生讲《庄子闲吹》。流沙河笑眯眯地说:“所谓闲吹,川语谓之闲扯,就是不讲章法,想到哪里谈到哪里。”这半天的闲吹里,笑声连连。日近黄昏时,主持人说:“今天沙河先生在这里闲吹庄子,与大家同度他75岁生日……”在座者肃然起立,在掌声和生日歌中,尽欢而散。 
  两天后,我如约来到流沙河先生家中,又是半天的闲吹。刚坐下来,流先生随意间看到我送的书上有“李欧梵”的名字,勾起了回忆。“20年前,我和李欧梵一起在上海参加国际汉学家会议。朝鲜的三个代表坐在一起,规规矩矩的,不分散。发言的时候,三个人一起上去,发言的人站在中间,两边各待一个人。后来,其中有一个人要去上厕所,三个人一起去。”流沙河边说边模仿他们的动作,“这是他们党给他们规定的纪律,害怕他们叛逃。李欧梵看得目瞪口呆,我就跟他说:‘他们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昨天。’” 
  流沙河声情并茂地操着成都话,宾主有一搭没一搭地对答,如摆龙门阵。同座的冉云飞介绍,每个星期二上午,流沙河会和老友们到大慈寺喝茶,星期天则在流沙河家聚会。流沙河说,老友相聚,无非是交换读书心得,谈论社会百态,互相激发。 
  其余的时间,流沙河一般在家里读书写作,自称“愿做职业读书人”。他的桌子上,常是几本书都摆在一起,齐头并进地读,所写的多是读书笔记。他说:“我现在写的读书笔记都不是要留给谁的,只是读得有趣味,便写出来,写的过程也有一种趣味。这些都是零零碎碎的东西,都留不下去,只能作为小点心。” 
  流沙河的书法自成一格,常为朋友写字。访谈的前天,他写了一幅黄炎培的教子铭;“事繁勿慌、事闲勿荒,有言必信、无欲则刚。和若春风、肃若秋霜,取象于钱、外圆内方。”宾主在欣赏中笑道:“黄万里就是这样教出来的。”

流沙河

  流沙河原名余勋坦,1931年在成都出生。4岁时,流沙河回到老家金堂。1937年抗战爆发,流沙河称少年时代接受的教育都是“抗日教育”。17年,16岁的流沙河离开老家到成都读高中。

  李怀宇:少年时代在老家生活了12年,现在印象还深吧?

  流沙河:我在老家生活了两个12年,第一个12年是我的少年时代,第二个12年是从1966年“文革”开始到1978年。可是我现在再回到老家去,街上的人已经不大认识了。我在“文革”的时候,全镇连小孩子都认识我,因为我是大“右派”。我现在回去只有一些老大爷认识我。现在回去就感伤,从前我住的地方已经拆了,我不认识人家了,别人也很少有认识我的。这时候我就想起一首英文诗的一句:gone with the wind(随风而去)。

  李怀宇:抗战八年在家乡时,日本的飞机有没有轰炸过?

  流沙河:没有。但是日本飞机每一次来轰炸,都要经过我们大院的上空,从大院飞过5分钟以后,就听到成都炸弹的声音了。

  李怀宇:日本飞机的目标是大城市,不太管乡下?

  流沙河:他们是精神战,必须打赢大城市,因为大城市才是中枢。小小一个县,引不起震动。

  李怀宇:你在家乡读书受抗日的影响大吧?

  流沙河:我接受的教育都是抗日教育。我进小学的时候是1938年,抗战已经爆发。我背一个书包,那时候的书包都是自己家做的,大家都非常穷。我的书包上面就有四个字:“抗战到底”,是我父亲写的字,我母亲剪下来再缝上去的。当时的老师都要跟学生讲:这样下去我们中国就要亡了!所有同学要爱自己的国家。如果亡了,我们就叫“亡国奴”,就是奴隶了。

  李怀宇:你那时读的是什么样的书?

  流沙河:读的书都是当时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编订的教科书。小学教科书叫“国语”,中学叫“国文”。“国文”绝大部分是文言文,“国语”是语体文,就是我们说的白话文。小学生的国语课本有岳飞的故事,还有岳飞说的“文官不爱钱,武官不怕死”。后来才知道小学教材编写的参与者有顾颉刚。小学毕业班的国语最后一课就是都德的《最后一课》,是胡适译的,小学课本里就有胡适的诗:“我从山中来,带着兰花草,栽在校园中,希望花开好。”我读小学高年级,就已经有王维的《使至塞上》:“单车欲问边,属国过居延。征蓬出汉塞,归雁入胡天。大漠孤烟直,长河落日圆。萧关逢候骑,都护在燕然。”一个小学生都背得,终生不忘。还有一点,我当小学生的时候,比现在的小学生贫穷不止百倍,但是快乐不止百倍。为什么快乐呢?当时小学生没有什么功课回到家还要复习的,回到家就是让你尽情地玩。所以贫穷是贫穷,回忆起来还是非常地幸福。

  李怀宇:在乡下的时候了解抗战的形势吗?

  流沙河:当然了解,我看报纸,唱抗战歌曲。对一个小学生来说,很多抗战的知识都是从报纸上来的。我的家中订了一份成都的报纸,叫《新新新闻》,后来我进了初中以后,学了几个英文单词,就说“new new newspaper”。(大笑)并不是所有人家都订报纸,我家里的亲戚都有文化。我的另外一个哥哥订的是《新华日报》,在成都也有发行。在抗日战争的时候,还有电灯,我们家乡在抗战爆发的前一年就修了水电站,非常廉价的电,供应到城市里面。当时的电除了照明以外,没有工业需要,因为我们家乡没有任何现代工业,只有电灯。当时电灯的牌子叫“亚普尔”,就是“apple”,像一个苹果。我在电灯底下看报纸,印象最深的是襄阳失守、宜昌失守,已经打到三峡门口了。抗战八年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太深刻,我所能唱的歌几乎全是抗战的歌。

  抗战期间,流沙河在家乡目睹了美国空军的种种行为,印象深刻。几十年后,70多岁的流沙河曾在公开演讲中回忆当年见闻,他说“我要告诉大家中国人在全世界唯一最好的朋友是美国人。”

  李怀宇:什么时候看到美国军队?

  流沙河:我还在当小学生的时候,就非常熟悉美国军队。抗战以后,山西有一个学院叫铭贤学院,迁到我们家乡来了,就在我们县城。那个学校有美国教师、美国职员,美国政府用庚子赔款来资助办铭贤学院。那个学校是今天山西工学院和山西农学院的前身。后来那里又修了飞机场,在修飞机场前,美国人的飞机就已经到了,先修一条跑道,然后飞机就来了。

  李怀宇:在你的记忆里,当年在你家乡的这些美国兵是什么样的?

  流沙河:飞机场跟我们镇上相距只有7公里,因此这些美军星期天经常到镇上来。他们就来看我们的寺庙,还看城隍庙各种东西。没有发生过一次污辱中国人的事情。我们镇里不是归国民政府管,全是归袍哥。什么叫袍哥?要了解,袍哥是主持正义的。只要在我们这个地方发生污辱中国人的事情,袍哥就不答应。 
  那些美国兵天真得很!是天真少年,到我们那里快活得很,什么事情都看,什么事情都拍下来。他们没有见过中国内地这些稀奇古怪的事情。对中国人也很友好,任何一个中国人清清楚楚:你是在帮我们打日本。不叫他们美国兵,叫mister(先生):“有三个mister,还有一个女mister呢。”(笑)印象非常之好。到了(20世纪)80年代,他们都老了,居然还回到我们那里来,还拿出当初拍的照片。居然有当年的人说:“哎呀,这个就是我!”这些都说明美国兵非常之善良。他们念旧。我知道的美国兵打死中国人的事情只有一次,那是1944年的事情,日本飞机来轰炸了,发了警报,当时发警报有规定,凡是夜晚必须灯火管制。那么,日本飞机还没有到,美国飞机就发现在机场旁边一华里外的一个镇上有非常亮的灯火,美国兵用机枪朝灯火的地方打死一个中国人。这个中国人姓赵,银匠,他在化银,灯光非常亮。如果目标暴露,日本飞机就要轰炸机场的弹药库。 
  我的记忆中,我们家乡的老百姓没有一个人骂过美国兵。他们到我们镇上买任何东西,都是多给钱。他们也不讲价钱,他们也没有我们这种货币,他们是拿美元。他们只有多给钱,没有少给钱,没有任何中国商人说美国兵买东西亏了他。

  1947年到成都读高中后,流沙河在成都《西方日报》、《新民晚报》、《青年文艺》等报刊上发表诗歌、短篇小说等。1949年,流沙河考入四川大学农业化学系,几个月后离校,热情投入他向往的革命工作,在反俞平伯、反胡风运动中都曾写过批判文章。1957年发表组诗《草木篇》,被划为“右派”。1966年,流沙河被迫回家乡劳动,历十二年。

  李怀宇:你是1949年考取了四川大学农业化学系?

  流沙河:当初我成绩非常好,如果读下去,我可能做着水稻专家袁隆平做的事情。

  李怀宇:但是在四川大学读了多久呢?

  流沙河:几个月。

  李怀宇:为什么不读呢?

  流沙河:那几个月都没有好好读,我在写东西。(笑)因此班上没有任何一个同学认识我。但是都知道我的名字,因为我是第一名。大概几个月中我只上了三堂课,我在写诗,写杂文。解放了,我们头脑里装的东西全部是革命货色,革命货色的第一条就是藐视知识文化。知识文化没有任何意思,更需要的是革命思想,知识文化本身不足以产生革命思想,中国要依靠的是革命思想,知识文化不是站在时代尖端。革命思想是马克思、恩格斯的革命思想。所以我离开了四川大学,进了报社。后来四川大学发现很多同学学业没有完成就去参加革命工作了。他们就说,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还是需要文化知识嘛。上面就传达文件、发通知把这些学生都招回来。我的报社人事科就来找我,说你回去读大学可以享受调干待遇。那时候有津贴,什么东西都发,连香烟都发。我还是不干。那时候我心高气傲,觉得我有革命思想,革命思想高于一切,我怎么能够走回旧社会的角色,就不去了。从一滴水反映当时的社会状况。知识是不受重视的,不是人家不重视,我就不重视。我就要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,和赵树理同志一样,深入生活,创作革命文学,这个才叫天经地义。我这一辈子就很可怜,后来(20世纪)80年代四川大学有活动,要我回去,我说我不回去。他们说,他们查到我的名字,给我补一个毕业证书。我说:“我才读了三堂课,不好意思。”我高中也没有毕业,因此我连高中文凭都没有,我的学历就只有初中水平。(大笑)

  李怀宇:后来反俞平伯、反胡风的时候你都很积极?

  流沙河:我写过两篇批判胡风的文章,批判俞平伯也写过两篇。有些文章就受到领导层极大的重视。我告诉你,姚文元这种现象早就有了,在姚文元还不为人所知的时候,已经有姚文元这种现象了,那个时候姚文元还没学着写东西呢。

  李怀宇:还记得你的那些文章是怎么写的吗?

  流沙河:当初已经有很多革命前辈写批判俞平伯的文章、批判胡风的文章,我们这些后生就学习他们的战斗思想和战斗方法。他们对我们好生培养,姚文元也是这样培养的。后来我当了“右派”,姚文元就专门有一篇文章全面揭发批判我的,并作为《展望》的社论,该文问道:为什么流沙河是一个阶级敌人?

  李怀宇:你在(20世纪)50年代初期还写过歌颂毛泽东的诗?

  流沙河:那当然了。还歌颂整个党,歌颂整个社会,还出了集子。

  李怀宇:后来怎么创办了《星星》诗刊?

  流沙河:1956年创办,1957年1月正式出刊。1956年9月就已经成立《星星》编辑部,办公室也有了。我是里面的一个编辑,也是编委会的成员,共有5个成员。

  李怀宇:你发表的《草木篇》是你成为“右派”的罪证?

  流沙河:有一部分“右派”跟这个事情有牵连,但真正原因是上面制造的。毛泽东指示在“鸣放”过程中,要把《草木篇》这个毒草给大家鉴别。印出来发给所有的中学,说这是“奇文共欣赏”。这样就成了“右派”,那时候我觉得这个写得还可以嘛,就更加地受批了。(笑)(20世纪)80年代有朋友告诉我,当时跟《草木篇》大毒草有关系的人有25000人之多,但是我没有看过任何公开的文字。因为《草木篇》的字很少,印出来就节约成本了。

  李怀宇:当了“右派”以后干什么?

  流沙河:当时每个单位必须留一两个“反面教员”,我是“反面教员”,最初的两年把我留在编辑部,修改稿子、订正文字。他们给我的稿子都是乱七八糟的,让我整理文字,我只负责错别字。后来就被打发到凤凰山农场去劳动了三年多的时间。回来后就在现在住的这个地方种菜,那是三年饥荒年,有些人来偷,还要每天晚上守着。

  李怀宇:1966年就回到家乡去了?

  流沙河:我的家乡是城镇,还不是乡下,我这一生没有下过一次乡,我都没有真正吃过苦。在城镇,仍然是粮食供应,当了农民就没有这个了,了解到中国的下层就知道如此之不公平。从一个农民的角度来看:一个“阶级敌人”都过得比我们好,你还说我们是翻身做了国家主人?怎么会相信这种话呢?

  李怀宇:在家乡那12年主要做什么?

  流沙河:拉锯6年,钉木箱6年。因为我做的劳动是计件工资,每个月拿的工资是上面算出来给的,因此所有我锯的木都记了账。一年只有病重和正月初一没有做,从来没有星期天,拼命地做,按面积全部算起来,我这6年所锯的木板按平方尺算,一尺宽排起来,有30华里。

  1978年,流沙河从家乡回到成都。1982年,流沙河写《台湾诗人十一家》专栏,后又写《隔海说诗》,较早介绍台湾诗人,尤其欣赏余光中。在一次讲座上,有人问流沙河:“余光远是你大哥?”流沙河点头说是。又问;“余光中该是你二哥吧。”流沙河赶快声明不是。余光中的《蟋蟀吟》与流沙河的《就是那一只蟋蟀》隔海酬唱,成就一段佳话。

  李怀宇:第一次看台湾新诗是香港的刘济昆寄给你的?

  流沙河:刘济昆原来跟我都不认识,因为他是四川大学的学生,他家是印度尼西亚华侨,他12岁就在印度尼西亚发表诗歌歌颂毛主席。1965年印尼排华,他就只好回来。他不了解这边,就到贵阳读高中,然后考取四川大学。一进四川大学就是“文化大革命”。他是四川大学第一个被揪出来的,到了(20世纪)70年代,他母亲在美国给周恩来写信,说她儿子最热爱祖国,从12岁就歌颂毛主席,现在关在监狱里面。放出来以后,他就到香港了,当打工仔。最有意思的事是他说的:你们大陆来的所有文化名人都要经过我这一关,因为我是在海关过行李的,过行李要有名字。他特别关心成都这边的事情。我在这边重新发表文章,他马上就知道了,就写信给我;无论你写什么,给我寄来。在那边登,这样可以赚点钱,他给我划高的稿费。

  李怀宇:通过刘济昆,你认识了余光中?

  流沙河:他在信中告诉我:外面有个诗人叫余光中,写的诗最好。因为他看我写的诗全是很浅,完全是宣传腔,是歌颂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的,全部是说“文化大革命”如何坏,“四人帮”如何坏,中国的改革政策如何伟大。我的《流沙河诗集》1982年出来以后,赶快寄给刘济昆,托刘济昆交给余光中。不巧余光中回台湾了,一年后才回到香港中文大学。见到我的那本诗集,余光中还提了意见,说中间哪首诗好,那么,没有提到的诗就是不好了。(笑)他是用表扬的形式来提意见。

  李怀宇:后来余光中写了《蟋蟀吟》,你写了《就是那一只蟋蟀》作答,我们在中学课本读的。

  流沙河:余光中的一本诗集上有《蟋蟀吟》,但是我没有看见,到我看见时,我的这首《就是那一只蟋蟀》已经写了。他在信上说:“在海外,夜间听到蟋蟀叫,就会以为那是在四川乡下听到的那只。”我觉得他这一句留下一个诗的眼口。我的这首诗是在香港《文汇报》首发的。

  李怀宇:和余光中通信后,什么时候第一次见面?

  流沙河:非常晚,到了1996年11月才见面。但是,我本人已经17年不写诗了,在1989年就不写诗。

  李怀宇:为什么不写诗呢?

  流沙河:我写得最多的诗都是歌颂的。1989年以后,我就没有脸再歌颂了。我的诗不一定只是歌颂,因为我的很多诗都是针对“文革”如何坏,“左”的年代如何坏,因此也是歌颂,是不是?歌颂需要热情,后来我就没有热情了。

  20世纪80年代末,流沙河身体不佳,心情郁闷,萌发了重读《庄子》的念头。多年钻研《庄子》后,流沙河身心舒畅,出了《庄子现代版》。

  李怀宇:什么时候开始读《庄子》?

  流沙河:开始读是在初中。我的一个国文老师是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的,他的名字叫王纯良,他教我们国文的时候,觉得教材太浅。他教我们《逍遥游》前面三段,规定必须背诵,而且规定我们必须手抄,这样就终生不忘。后来我当了“右派”以后,就开始读王先谦的本子,《庄子》33篇只选了22篇。王先谦的本子好处是加了简单的注释,便于普及,不是供研究的。那是1958年,那时候我以为《庄子》就是这22篇了。但是后来我就看别人的一些文章,《庄子》的一些文章怎么没有读过呢?

  李怀宇:后来在“文革”当中能读吗?

  流沙河:“文革”的时候,任何书都没有了。“文革”当中,我一天那样强的劳动,我要吃饭,我要挣够钱,不然就要饿死。根本就没有心情,没有时间,也没有客观可能读书,什么书都没有了。

  李怀宇:什么时候把《庄子》读全了呢?

  流沙河:1989年以后。(20世纪)80年代后期,我的各种病症已经相当重了。胃病,人特别瘦,身体极差。1989年以后,心情更坏。后来有人跟我说:“当时我看你快要死了。”怎么办呢?突然我觉得灰心,觉得应该好好地读《庄子》了。于是就关门读《庄子》了。一边读,一边钻研,就不是阅读了。其他人说的:“流沙河本来快要死了,是庄子救了他。”这个话是我前妻说的。正因为是庄子教我们换一个角度来面对现实,如果不换一个角度,心中非常怨恨,非常愤懑,胃病更加严重,神经更加衰弱。所以我说,《庄子》是给历朝历代的失意文人一点安慰。

  李怀宇:后来怎么萌发写《庄子现代版》的念头?

  流沙河:我突然想起,我迄今为止所写的东西,一本都留不下来。可能有一篇东西会以一种形式流传下来,就是将来的人写历史,写到某一个注释,有一句就说是引自流沙河《锯齿啮痕录》某一句。我说,就是这个也不是作为作品,是作为资料让人家证实哪年哪月哪个“右派”做的事。我做的事情就像长江水过了,我认为留得下的东西就是:我本身没有这个本事,我是一个小人物,可是我牵到一个伟人作家的裤脚,我只有一尺高,牵着他的裤脚,可以混进文化圈子,这个巨人就是庄子。我没有入场券,我可以牵着巨人的裤脚混进去。除此以外,我留不下什么东西了。长远的将来,还会有很多人读《庄子》,而《庄子》原文又是那样难,那么我在这里加了工,便于将来的人接受,这样就算牵了庄子的裤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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